从“三妇”看晚清中国
本文为近代史纲要课程的结课作业，现发于此。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我国一段可谓是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于这段历史，也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当今社会的现代大学生去了解，学习和感悟的地方。
张鸣教授提出现代中国人看待这段历史的典型的“三妇”心态，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外国列强欺负我们，我们苦大仇深。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 我这伤疤当初就是你弄的。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
自晚清以来，我们国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近代史，对于这段历史的正确认识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晚清政府对于外来事物认知的转变过程，并去改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三妇”心态。
在1840年，英国军队打开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大门，时道光二十年，而远在1795年之前的乾隆年间，这场战争的源头—鸦片就已经在中国泛滥开来，对于这场的起源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再次赘述，值得肯定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时，清政府对于外部世界还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这场战争，清政府认为区区洋夷，不足畏惧，签订《南京条约》认为是“万年和约”，因为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让清政府上层高管没有正确的视角来看待外部世界的变化，仍然坚守“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心态，认为这仅仅是小打小闹，只要不涉及天朝上国的根本礼数尊严就不足为奇。但是少部分官员，例如“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等等，他们并没有被几千年的思想所束缚，他们着实为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一定的作用。
在地方官上，那些官员同时也有着小农经济自我封闭的心态，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也成为了成为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标签，想必有着这种思想不仅仅只有叶名琛一个，但是他确实成为了这种思潮的“代言人”，当然最终他并没有什么好下场，凄凉的客死他乡。
1840年国门被打开的中国没有对其有着反应和针对的改革措施，直到1860年，英法两国拿着无足挂齿的小事发动了让皇帝出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清政府的上层开始了解到洋枪洋炮的威力。
可见在国门初被轰开的年代，中国从上到下都对着外部世界没有系统和正确的了解。而当今中国人在看待那一次又一次外来侵略，屡战屡败，让有着“怨妇”的心态，还要时不时拿出这段历史来给别人没必要的展示，圆明园的兽首在专家眼中并没有什么文物价值，但是在媒体大众的眼中就好像是至宝，在“怨妇”心态的驱使下一次又一次的掀开自己的伤疤展现给世界，虽然外来侵略的历史着实需要被批评，但是并不应该让自己在自己历史沉痛的伤疤上撒盐。
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目标成为了清政府的第一要务，花重金采办洋务，以求改变，毋庸置疑，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进了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基础泱泱大国，将热兵器带进了悠久冷兵器传统的中国。洋务运动着实将中国的军队硬实力上升了几个档次，但是，只有硬件没有软件的军队仅仅只是外表，在沾沾自喜有着世界前列军舰的清政府开始懈怠，完全忽视了邻国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快速发展。中日甲午之战彻底打破了清政府妄图仅仅引进外来的表面食物继续延迟天朝上国的美梦以及开办二十年的洋务的彻底破产，也让外国列强开始抛弃对中国的一切神话，让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大加深。
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也经历了咸丰，同治两朝，正值青年的光绪帝当政，他着实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就有了变法以图强的维新策略。19世纪的末期，中国在光绪帝的规划下开始了“改变祖宗之法”的道路，但是这场从《明定国是诏》开始戊戌变法仅仅百天就走进了尾声。
很多人会把这场变法的终结归结到当朝皇太后慈禧太后的手上，当年的慈禧太后已经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国这个大国的管理权几十年，老练的政治手腕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但在我看来，这场变法的失败和慈禧太后的关系不大。不用否认的是，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太后的政治手段，试问，慈禧太后若是不支持变法又为什么要在百天之后才把这场变法扼杀呢，难道不是老太后认为这场变法的无章法也会让变法和中国走向失败吗？
在“泼妇”心态的驱使下我们很容易将民间反抗看的很重，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等等往事统统被宣扬的十分深化，甚至还有“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言论，要是三元里抗英作用真的有如此神奇，那为什么向来以团结自称的中华民族会有这如此惨烈的近代历史呢？
20世纪的第一道阳光，中国是在八国联军侵华的状态下迎来的，戊戌变法的同时，中国的民间开始了义和团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的来到中国，义和团盲目的反对洋人，妄图把所有洋人的东西赶出中国，但是正如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义和团这种带有明显宗教迷信性质的运动也最终会自掘坟墓自取灭亡，但是义和团的思想却根深蒂固的留在了当时人们的心中，上到慈禧皇太后，下到普通老百姓都认为练义和拳可以让洋鬼子落荒而逃，这种思想无疑是荒谬的，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慈禧太后也竟然相信在庙堂中念经就可以杀死洋鬼子，可见这场运动的影响程度之大。
八国联军的铁骑直捣北京城下，中国的皇帝皇后再一次落荒而逃，这一次的目的地不再是有避暑山庄之称的承德，而是遥远的古都西安，这次战争也带来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事后的《罪己诏》中也表示了对外国势力的妥协，“今兹和约，不侵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着实“友邦”的不侵土地是为了让清政府成为其统治中国的傀儡，因为当时洋人也了解到了分解中国并且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自己花费心力来建立国家，不如就利用这个虽然已经腐朽不堪但是仍然可以被自己所利用的清政府。当然当时的政府也开始了最后一次对外来列强的反应，当然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在慈禧太后的一手操办下，清政府1904年开始了清末新政运动，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钦定宪法大纲》，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就在清末新政，清政府意图变祖宗之法以自救开展之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隔一天离世，让中国的上层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年仅3岁的小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也是涉世未深的亲王，他继承了老太后的遗志继续着新政步伐，原定近十年的预备仿行立宪，在地方的强烈要求下提前，推出的皇族内阁，让清政府的真实嘴脸暴露了出来，无疑加剧了清廷的覆亡，武昌的一声炮响，结束了中国22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纵观晚清历史，除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外，其他重要战争之后都有着清政府的反应动作，但是这些反应不是有着局限性就是目光短浅不敢放开步子去走，最终导致了这些变革和革命的相继流产和覆亡，也使得清廷妄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美梦破灭。历史的潮流是不可能改变的，在全世界都在废除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之下，清廷作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员是不可能有着特别之处的，世界潮流的变化或许也是除了清政府内部原因以外导致其走向死亡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同时，中国民众也在和洋人的交道中认识到了外国的科技，洋人所带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基本冲垮了中国几千年封闭小农经济的传统，当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大方向的变化之时，上层建筑当然也需要与之相适应和匹配。毋庸置疑就要去改变这封建专制这种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之中这或许也成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畸形的，当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碰撞之时，就会产生超乎常规的结果，近代中国旧民俗和新文化相互碰撞，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整体的思想意识储备还是不够的，一些旧民俗阻碍了新事物的向前发展，火车的初入中国就很好的表现了这个例子，还有义和团运动盲目的排外也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碰撞之时中国人所产生的不适应所导致的造成的。
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滋生了一少部分人的“情妇”思想，认为如果没有洋人轰开中国人的大门，中国仍然将处于封闭的状态之中，但是他们忽视了世界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一切个体脱离了整体就会造成片面的看待问题，这明显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的史观有这巨大的反差，所以“情妇”的心态毋庸置疑也是畸形的。
晚清资本主义发展疲软的另一重要原因或许是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是有着思想的基础，而中国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无疑也导致了中国在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反复，从最初的坚持君主专制，到后来的仿日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带回来的仿美三权分立，这些无疑都是有着西方启蒙运动给西方民众有着实行这些民主政体的土壤和基础，在没有进行过轰轰烈烈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想要在一夜之间建立起这种有着较高民众基础的政体难度是无疑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另外一个国家在较长时间和思想发展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体制能够轻易的在几年之内复制完整并得到成功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的现在中国共产党要探索一条适应自己国情的道路来发展有着特殊历史发展背景的中国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中国的近代史也永远只会是个过去式，而不会成为进行式，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有着重大的建设借鉴意义的，只有有着正确对待历史的史观才可以让我们的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